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中指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在改革开放40年,航天登月、量子卫星发射太空的21世纪,唯有中医药学举步不前,故步自封,深陷“中医不科学”的泥潭,难以自拔!这已经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医药学之科学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开拓性最中肯最科学最高度的评价!对于戴着“西方有色眼镜”和“中医不科学”观点的中国医学科学界,无异于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新时代必须有新格局新观点,一旦将西方立场转换到中华立场上,重新发现、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就会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朝气蓬勃的中医药学,正在以超级科学和前沿科学的新面孔亮相东方,走向世界!
一、 中医学的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中医学素以辨证论治为傲,但对于健康人体的正常生理学就不能以“辨证论治”去说理了。比如,中医认为出血是“肝藏血、脾统血”的不足,应该补益肝脾治疗之。中医又说血液有荣养作用,有藏必有释,血液释放才能发生荣养作用,但如何释放却是一个空白,为此,笔者提出了肺释血,肺主微循环灌溉、肺主血压之降、肺主抗凝血。肾小球滤过产生了尿液,中医则说肺为水之上源、肺主宣发主通降、“提壶揭盖”,但肺主利尿、肺主肾小球滤过尿液的创新理论,还欠那么一点火候就要呼之欲出了。中医又说肝气主疏泄,肝气不舒则能发生水肿,但无人敢说肝气疏泄则利尿。更无人敢说肝之疏泄与肺之宣发通降共同主利尿,主肾小球滤过尿液。肺气宣发也是肝气疏泄。中医研究生博士生能把“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的关于脾主运化的经典论述背诵地滚瓜烂熟,但就是不敢说葡萄糖是怎样“脾主运化”的。笔者称,“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提示,所谓脾主运化实际上分为脾运化与肺运化两个阶段,细胞质中进行的酵解是脾运化,它的产物丙酮酸要进入线粒体是“上归于肺”,线粒体中进行的三羧酸循环之有氧氧化是肺运化,故肺主氧化。中医说肝主升,但无人敢说肝主血糖升高。笔者称,糖原释放为葡萄糖,血糖升高,皆属于肝主升,故肝主升糖。中医学有肝阳心阳肾阳脾阳,唯独没有肺阳,肺主宣发、肺朝百脉(微循环)、肺主氧化难道不是肺阳?
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但那时前辈们不知道人体还有一个分子细胞的微观世界。比如,他们说脾主运化,哪里知道,肝脏是最大的水谷精微加工场,细胞内的三羧酸循环才是最主要的“脾主运化”过程。前辈们知道“阳气者若天与日”,吸入的阳气(氧气),是为了水谷精微的“腐熟”(氧化)。相信中医前辈们如果面对了人体的微观世界,不可能不去探索,不可能不去发展它的理论。民国时期的张锡纯等,就是吸取现代科学为我所用、大胆创新的前驱者。中医学素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优秀传统,有渴求了解人体“内景”的愿望,今天,西方科学将气象万千的人体微观科学无私贡献出来,这是中医药学创新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既然我中华大地上中医人才济济,为何无人创新?是因为有一个铁腕西化派,铁了心的搞西化,铁了心的让中医不科学,铁了心的阻滞中医药学的改革开放之路!
二、藏象是巨系统而不是内脏
《黄帝内经》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在缺乏现代科技支持的“冷兵器时代”,只凭肉眼“解剖而视之”,入目是一片“血肉模糊”,这是粗浅原始的解剖,不能称为人体解剖学,解剖不等于解剖学。能将家禽的屠宰说成解剖学吗?所以,后世所谓的以解剖学的胸腹部的内脏器官为基础的脏腑学说,不是来自中医学,而是属于西医学,是将西医学移植嫁接到中医学的反科学行为。中医学只有解剖,没有发展成为解剖学。
中医说脾主运化,这是一个笼统的宏观的概念,指食物在人体内变化后发生为营养作用的全过程。包罗了胃肠道、血脉、肝脏、细胞群等多组织多脏器们普遍联系、共同协调的巨大系统,黄帝们为之命名为脾主运化,黄帝们称巨系统为“藏象”,藏象就是巨系统。西化派把中医学的“脾”说成内脏,解剖学的脾脏没有“脾主运化”的功能。中医学的藏象是巨系统,绝不是解剖学的内脏器官,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张瑞生在《新编马克思主义教程》中说:“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钱学森说:“中医理论是思辨式论述”,也就是普遍联系的“想象”。人体生命存在着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分子细胞属于微观层次,但是,人体的分子细胞是一个群体,群体必然发生普遍联系,从而就有了系统性,就会形成以巨系统形式存在的宏观层次和宏观科学。西医学是人体微观科学,研究对象是分子细胞、组织、脏器,是具有形质的物质,研究方法是实验室实验法和解剖学。中医学是人体宏观科学,研究方法是普遍联系的思辨式论述,藏象巨系统理论是普遍联系的结果。中医学虽然有原始粗浅的解剖,没有发展成解剖学,不能清楚地了解人体的结构,所以,它的藏象巨系统理论不是来自解剖学和实验法,而是来自普遍联系的“想象”。比如,脾主运化就是想象的结果,天人合一等等中医学的观点与理论,都是想象的结果,与解剖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近代发生了“西学东渐”,为我国带来了现代科学,这是大好事。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有原始粗浅的解剖之说,就有与西医学同名的五脏六腑,自然而然地就孳生了将中医学改造为西医学的“西学中”。
有“西学中”学员在1960年4期的《中医杂志》撰文说:“对中医一向认为是不科学的,以为阴阳五行怎样能够解释生理机能,五脏六腑不符合于解剖部位,与现代医学相比,落后了一大段。有时看到中医治愈了西医所不能治愈之病则以为是偶然巧遇,原来就会不治而愈的;即使承认是中医治愈的,只认为是中药的效用,是依靠经验而缺乏理论根据的”。这是站在西医学的立场上看中医,认为中医学的理论不科学,但它的中药还有用。这也是社会上“废医存药”的思想根据。其实,此种中医不科学的思想,是广泛存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界主流派隐藏内心的观点和潜意识,不然为什么要以举国之力去“用西医来化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科学化呢?
有了思想根源,就要付诸实施。王富等撰文说:“有目共睹的是,传统的中医向现代医学转变和靠拢已成为事实,并逐渐被人们接受”,“传统医学的思维方法即从宏观上认识疾病的方法……已大大落伍于现代医学的思维方法”,“传统医药学基础理论……无法用现代的、实验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对中医基础医学研究的重点将是方药的研究”(王富等,中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可行性科学性,世界传统医学杂志,1999年2期19页)。王富的这段话是为彰显中医西化的“伟大成就、丰功伟绩”而写,客观、全面、真实地总结了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改造中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和靠拢”,也就是消灭了中医药学。
《简明中医词典》说六府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六个器官的合称”。“器官”一词,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中医学典籍中,使解剖学的内脏说成为正宗的官方公认的中医基本理论,老祖宗创造的藏象巨系统被推翻了。钱学森称推翻中医理论、改造中医的做法为“用西医来化中医”。
2012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成立了五十六人组成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九版)专家指导委员会”,和二十九人组成的编委会。囊括了整个中医学界的全部顶尖的权威专家,有主管局的局长和副局长,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领导,有十名两院院士,有四名国医大师,有各中医药大学的院长和教授,有编辑出版单位。编撰出版了《中医基础理论》。
该书让“心肝脾肺肾胃胆”等藏象,全部成为定位于胸腹部的内脏、器官而“现代化西医化”。再给这些内脏器官添加了莫须有的中医功能,如让心脏去“主通明”,让胆囊去干“决断”工作,让脾脏去“脾主运化……”。于是,彰显膀胱变成了“贮藏尿液”的器官膀胱,不再“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焉”;“胃府”是“贲门上连食道,幽门下通小肠”的内脏,不再是章虚谷所说的:“斑从肌肉而出,属胃”,《验方妙用》说:“凡斑皆胃家血热”的藏象胃了;藏象胆变成了“位于右胁,附于肝之短叶间……中空的囊状器官,内盛胆汁”的胆囊,不再“决断出焉”;“三焦是位于腹腔中的实体脏器”;“心位于胸中,两肺之间”,“肺位于胸腔”,“脾位于腹中,在隔之下,与胃相邻”,“肝位于腹腔,横隔之下,右胁之内”,“肾位于腰部脊柱两侧”。以前,中医学虽有解剖一说,但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是藏象,不是西医学的内脏、器官,1958年版的《中医学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就是坚持藏象理论的典范。关于“心肝脾肺肾胃胆”等是器官还是藏象,这是中医学是否西化的分水岭,《中医基础理论》的出版,表明中医学被全盘西化了!
胸腹部的内脏、器官,有其非常明确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定义,绝然不允许胡编乱造、随意涂鸦!比如,该书让“位于胸中,两肺之间”的心脏去“主通明”、“心藏神”,“进行意识、思维、情感等活动”。请问,什么是“通明”,心脏怎样“主通明”?大脑皮层的“意识、思维、情感等活动”怎么变成了心脏的功能?让“在隔之下,与胃相邻”的脾脏去“主运化”、“脾气上升”、“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脾脏有这些功能吗?脾脏怎样“脾气上升”、“脾主运化”,怎样“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让“横隔之下,右胁之内”的肝脏去“主疏泄……从而维持了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机能活动的有序进行”、“调节血量”、“肝调节血量的机能,以贮藏血液为前提”,这些管理全身的功能是肝脏能够胜任的吗?西化派自以为手中有权,就可以无视科学,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地瞎说瞎编,利用权力篡改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药学,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是人体生命之本,西化派将藏象脾改造成了脾脏,外科手术切除了脾脏,那就是切除了生命之本,人体就不能“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难不成切除脾脏是“故意杀人罪”!该书说:“胆是中空的囊状器官,内盛胆汁”,但《黄帝内经》却说:“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十一藏,取决于胆”,包括心也要听命于“胆”,黄帝们在说,人体的信息传递也是一个巨系统,谓之胆的决断,这可是超级前沿的人体生命科学,却被该书湮灭了。切除了胆囊的人能够正常生活,用他的生命向西化派提出了抗议,胆囊不能取代藏象胆。
该书说:“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对养生防病、疾病诊治与康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既然明知藏象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为什么要进行篡改,用内脏取缔了藏象,将中医学改造成西医学?为什么要打着“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的旗帜,大搞西化,编造伪中医,使西化中医合法化、国家化?
有形质的局部联系的器官,属于西医学;无形质的普遍联系的藏象巨系统是中医学赖以为生的基础。两者绝不允许混淆。用内脏、器官取代了藏象巨系统,不仅消灭了中医学,也扰乱了西医学,更为严重的是,西化中医行为,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从此成为一句空谈!中医学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中医学的创新与发展,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怪中医药学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麻木不仁,原来是西化派一手遮了中医学的天,阻滞中医学的改革开放啊!
三、普遍联系的“天地人三才”生命观
唯物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母科学,它的核心是“普遍联系”。《黄帝内经》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认为自然界(宇宙)的物质都是占有空间与时间的“器”,这是用时空性认识客观世界;认为物质处于“升降出入”的运动状态,这是用恒动性认识世界;“上下升降”是纵向运动与联系,“内外出入”是横向运动与联系。这表明,黄帝们认为万物是物质的、运动的、开放的、普遍联系的。
《黄帝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黄帝们称自然界与宇宙为“天地”,称自然规律性为“天地之道”。人是“万物之灵”,必然与自然界(天地)普遍联系,必然遵循天地之道,与自然界融合一体,于是就有了“天地人三才”生命观。换言之,中医学创造的人体生命科学,认为人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体是一个统一体(巨系统),而且和自然界相联系为一个大的统一体(巨系统)。自然界有阴阳升降水火、潮湿干燥风等等自然现象,在人体也同样存在。比如,自然界有“湿”,人体在物质代谢过程(脾主运化)中,会产生一些中间产物,谓之“湿”。如果脾气健运,中间产物被运化而不会留滞,谓之脾运化湿,如果脾虚失运,湿邪停留,谓之脾虚生湿。湿邪反过来又会阻滞运化,谓之脾恶湿喜燥。脾运化湿,使水谷正常运化,生成了营养人体的“清气”如能量物质三羧酸腺苷,谓之“脾气升清”。今天,人们视“升降水火”等说法是“土包子、不科学”,其实,中医学才是真正遵循自然规律性的高级人体自然科学,是人们未知的人体系统科学!
人说唯物辩证法是近代科学,其实黄帝们的天地之道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活学活用,笔者将之归纳为“十六条”:即物质性、矛盾性、统一性、系统性、时空性、层次性、凝聚性、恒动性、有序性、社会性、多样性、稳定性、可变性、过程性、联系性、控制性。
《黄帝内经》之“心肝脾肺肾胃胆”等藏象理论就是“十六条”的具体应用。《黄帝内经》说:“夫精者身之本也”,明代·张景岳说:“精之为物,重浊有质,形体因之而成也”。显然,中医学所说的人体生命之本的结构物质“精”,就是现代科学所说的以蛋白质为主的人体结构物质。中医学认为“精”有动静两态,它的静态如同秋收冬藏之粮食入仓,谓之“肾藏精”,这是说,蛋白质处于结构状态时谓之“肾精”。这里所说的“肾精”不是内脏,而是遍布全身的巨系统。《医方辨难大成》说:“人赖气以化神,即赖精以成相,盖精者血之变也,精即天一之水,藏则为精,行则为血”。笔者谓,精血本是一物,都是蛋白质,动则为血,静则为精。蛋白质的动态谓之心血,静态谓之肾精。动态即功能态、工作态。比如,吞噬细胞未吞噬而休息时,谓之肾精;进入吞噬活动时,谓之心血。抗体补体平时属于肾精,一旦接触了细菌抗原,就被激活了,就对抗原进行了“结合”,也就是吃、擒拿,人体的“吃、擒拿(免疫)”是一个巨系统,谓之胃府主受纳腐熟。激活状态的补体抗体,属于心血,中医学的活血化瘀能够促进免疫功能,必然与抗体补体等蛋白质的激活有关。西化派却把中医学的“血”改造成了血液,使活血化瘀只能局限在血液之中,不能覆盖全身的蛋白质,不能“拿来”西医学,不能现代化、未来化,不能改革开放!
且不说今日中医学把藏象概念的“血”改造成了脏器概念的血液,使中医学的肾精心血荡然无存,使肾精心血永远不能和抗体补体、吞噬细胞们“优势互补,强强结合”,使中医学永远不能现代化和科学化。藏象理论的肾精心血,体现了物质性、层次性、系统性、恒动性、可变性、矛盾性。肾精心血的变化,也是广义的脾主运化,脾气健运,才能有精的收藏和血的动态。脾虚则精血也会虚亏。在脾主运化中,蛋白质形成的酶系统,是运化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中医学称为“命门元气”,称肾精酶蛋白的促进催化作用为“肾命门之气能生成脾土”,故有脾肾双补之说。在脾主运化中,各种酶蛋白何时激活,这是先天既定的程序、编程或流水生产线。这里所说的先天既定,中医学称为先天肾气的“胎里带”即遗传作用,也就是核酸DNA的决定作用。牵扯到了四个藏象,一是先天肾精(DNA)和后天肾精(如酶蛋白);二是肝气疏泄条达,即有序性,流水生产线必须保障有序性;三是胆的决断作用,在脾主运化的流水生产线中,胆的信息传递非常重要,信息传递正常,也是有序性的体现,故中医说胆附于肝;四是脾主运化,蛋白质的动态(血)与静态(精)都是脾主运化,脾土能生心血肾精。这说明,藏象巨系统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体现了十六条的联系性。藏象的普遍联系,就会形成人体互联网。此前,人们说中医学是整体观念,但为什么是整体观念?没有科学论述。现在,我们从藏象巨系统之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了科学论述,因为人体是系统科学,系统就是整体的代名词,人体互联网就是整体观念的代名词。藏象理论就是系统科学的具体运用。
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说:“把系统科学、系统论的方法用于研究我们人体是唯一的,不用这个是不行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还要从系统论、系统科学、系统学开始,然后才有希望,搞出真正的现代化的中医理论”,“人体巨系统是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极其复杂的巨系统”,“用系统的观点来考虑人体的问题,我看是世界上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人体是一个巨系统”,“人是一个巨系统”,“西医源起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到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钱氏虽然不是中医学的专家,但他关于人体是巨系统的观点,关于中医学、西医学要走系统科学道路的前瞻性,弥足珍贵!但是,中医学界又何尝听进去了半句?如果听了钱氏之语,就不会犯西化中医的错误,就不会打了自己“院士大师”的脸!
四、开创人类医学与生命科学事业的新时代新局面
它还肩负着“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和“推进生命科学研究”的重担!这里所说的中医药学,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正宗的原汁原味的以藏象理论为核心、以人体系统科学为构架的高级科学的中医学,而不是西化派改造而成的伪中医。但是,在西化派的大力西化下,今天的中医药学就是“不科学”的代名词。是非颠倒,中医不中!中医药学必须正本清源,返璞归真,拨乱反正,才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钱学森说:“用西医来化中医,我认为那是错误的,而是反过来,用中医来化西医,把西医的结果全部拿过来”。为此,笔者提出了“宏微规律”:微观是基础,微观升华宏观;宏观涵盖微观,系统包容局部,藏象“拿来”分子细胞。分子细胞没有普遍联系时,属于微观;分子细胞一旦发生了普遍联系,就会形成宏观、形成藏象巨系统、形成中医药学。比如,我们可以用肾精巨系统“拿来”核酸DNA(先天肾精)和蛋白质(后天肾精),或者说,人体全部的蛋白质普遍联系后就会形成一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名称就是中医学所说的“肾”。反过来,用“肾”巨系统就能“拿来”蛋白质,用“心”就能“拿来”动态的激活的蛋白质。癌症是变性蛋白质,肾精变性、变形、变态,谓之“痰”,癌症就是痰变;也是肝气疏泄失调,即有序性失调;也是脾失运化;也是“气有余便是火”,细胞生长、活性过亢属于“火”;也是胃府通降失司,胃主受纳,指物体占有时间与空间,即时空性。血脉超容量、占位性疾病、非正常物质如痰湿的占位,都是胃府超受纳而通降失司。因此,中医学所用的补肾、疏肝、健脾、清热解毒、凉血、化痰、通降胃府等法就能治疗癌症。
中医是人体的宏观科学,西医是人体的微观科学,宏观与微观,中医与西医,本来就是一体的、一家人,本来就是“强强结合优势互补”的。中西医就等着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合二而一!以上举例,将中医学之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微观成果有机结合起来,用中医学的宏观科学即藏象理论,“拿来”了西医学,创造了我国的新医药学,开创了人类医学与生命科学的新纪元,这就是“新黄帝医学”!
新黄帝医学诞生于上世纪末,被我国学术界评价为“中国当代重大创新理论成果”。它的系列论文在G20峰会特刊《点赞大中华·海外版》、《今日中国·两会特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医药特刊》、《中国梦·中医卷》、《中国医刊》、《中国医药学报》、《科学中国人》发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编的《中医内参》、《中医药法特刊》发表,在欧洲新闻、韩国新华网、泰亚新闻发布,即将在2019年建国70周年《共和国功勋人物志》发表(人民出版社),新黄帝医学创始人范维乾被国家评定为“中医代言人”,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刊》封面的“丝路人物”,表明新黄帝医学之“中国当代重大创新理论成果”已经被国家有关方面高度关注!(作者:范维乾,七旬老中医,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干部健康专业委员会高级保健医师,中国国学院大学特邀研究员,国家评定的中医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