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远星
问：咋个回事？
答：这么回事……
我从小生活在四川大学校园内，父亲是川大外文系、中文系教授陈炜谟，2019年北京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北京香山慈幼院》（根据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古城曲》改编）。书中详细介绍了父辈们在北京大学创办《浅草》《沉钟》文艺刊物及受鲁迅先生好评的故事。北京香山慈幼院是毛主席指挥建立新中国住过的地方，现在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革命纪念馆。我母亲王秀珍当年就是北京香山慈幼院中的一名孤儿。剧本生动展现了母亲在北京香山慈幼中的成长故事。我活得很低调，淡定，从小在川大附小、附中学习，195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故未完成学业，后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学习演员编导，从此一生追求艺术。我接触三星堆的故事较早，从小生活在川大校园，住过菊园、铮园、梅园，川大有博物馆，里面有三星堆早期文物，给我引路。我2004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三星堆传奇》，与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合作，由香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拍摄。长期从事动画电影、三星堆油画创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在一些朋友们的帮助下，创作了百余幅三星堆油画，现在陆续抛砖引玉，与有识之士共同探索有关三星堆谜团。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一本《中国兰花素问》，现在准备出版《中国三星堆素问》，此书不考古，不研讨历史，是用百余幅油画来解读三星堆之谜，独具一帜，别开生面，适合大众。
问：都说三星堆问题很难，真的很难吗？
答：难，真的很难。关于三星堆问题对于历史学家、考古专家、教授、学者来说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在涉及正题之前，容我借三星堆附近一位老农打的一个粗俗不恰当的搞笑比喻。他把“三星堆”比喻为一个男人，把“祭祀坑”比喻成一位“妻子”。“祭祀坑”身怀有孕，作为丈夫无比高兴激动，发了请柬，坝坝宴已经摆好……等待了几十年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众人欢喜，护士将婴儿抱出来一展“三星堆人”的风采。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婴儿：是个“洋东西”，众人都傻了眼，骂道：“真不是东西”？！
问：为啥子？
答：考古学者仔细观察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发现这些人像都有着颧骨突出、高鼻深目、大耳阔嘴、耳朵穿孔等特征,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形象。
问：咋个会，咋个会这样？出“轨”了？！
答：有些学者大胆推断:三星堆人极有可能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而来的。
问：在历史上一向“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竟然会生个“洋娃娃”?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答：对世人来说,不仅三星堆文明的起源迷雾重重,而且它的消亡也是个历史悬疑。
问：此话怎讲？
答：三星堆研究学者教授谭继和先生在他的大作《巴蜀文化辨思集》中说：“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猜测性的对比，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做“祭祀物坑”也许更恰当一些。
问：真的很难，第二难呢？
答：“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问：确实很难，第三难呢？
答：“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问：难得很，第四难呢？
答：“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问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曾将旧文化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的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吗？
问：你说三星堆大立人青铜像是女的，有什么根据？
答：在研究三星堆众多专家、学者、教授中，有一位和三星堆走得最近的学者名叫冯学敏先生，有关他我不在此介绍，在网上一查便知，他说：“三星堆出土了一个大立人铜像，
可谓稀世珍宝。这个大立人像是青铜铸造，通高260.8厘米，座高0.8米，人身净高1.8米，比现代人女子的平均身高还高。苗条的身材，赤着双脚，脸上严肃地微笑，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双手各握成一个圆圈，……头上戴着山形回纹筒帽，高而直的鼻梁，细长的丹凤眼，由于颈部看不到喉结，我们可以判断她为女性，是位女王的形象，……
问：冯老师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答：给我印象最深的他说的三星堆大立人穿的服装叫“三节斗”……
问：咋个？啥子意思，“三节斗”？！
答：指的衣服，青铜大立人“穿那一身衣裳，高雅而华丽。她里面穿着丝绸暗花长袍，长到小腿以下，背后还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便于行走，可谓最早的燕尾服。中间一层穿了一件薄薄的稍短的暗花衣裳，最上面一层是一件极精美的丝绸镂空花短褂。一共穿了三层，从外到里比一层长，……打着赤脚，脚上有脚镯装饰。”
冯老师说：“三星堆出土的与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像，大都无喉结，而且都穿了耳，差不多都文了身，有脚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性的用品，如玉管项链、玉玑手镯，各种室内挂饰等，所以我们判断她是女性为王的时代，是有充分证据的。……”
冯老师说：“我联想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在川陕边区农村工作，农村赶集或参加婚宴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妇女们．都爱穿三四层薄衣裳，每层的颜色花纹都不一样，从外面算起，一层比一层长，……”
冯老师说：“1980年写了一篇文章《秦岭南麓风情》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其中记叙了一位猎人姬大爷，就是这种大眼睛、商鼻梁，大嘴巴、高颧骨的清瘦样子，那时三星堆还未发现呢。这篇文章是我长期在秦岭南麓大山区观察的典型形象。后来，我又到岷山的阿坝州所辖茂县、羌族自治县和甘南的文县等地去考察过，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山民与秦岭南的山民在长棚上几乎是一个模具铸出来的，十分相似。而且人们常常把发辫缠在头上，无论男女都爱扎一条独辫子披在脑后，像清朝的辫子（请注意，三星堆铜人像中有些就有这种独辫子）。妇女们赶集、走亲戚时爱穿“三节斗：的衣服，何谓“三节斗’，就是三件新衣一层比一层长，里面一层最长，露出一个边儿，最上一甚是一件短绣花褂儿，简直跟三星堆中的大立人穿戴相同。……”
问：那说青铜大立人是男的？
答：很多，随便举个，如《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作者肖平先生说：“有关这尊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多数学者认为，它应是祭司、巫师或“群巫之长”一类的神权人物，而不是世俗贵族或现实中的部族首领。从人像的神态和动作观察，神像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正把一件重要的东西献出去。神情中，看不出世俗贵族或部族首领们
所特有的冷漠傲慢，而是显示出极其虔诚的耐心，……”
肖先生说：“也有不少人认为人像的身份应是双重的，它既可能是群巫之长，也可能是某江代蜀王的形象。在远古时期，群巫之长和一国之君往往是由同一个人担当的，那时候政治和巫术之间的脐带还没有断。……
肖先生说：“整尊人像从里到外的三重衣服，精美华丽，显示 出一种脱离了大众趣味的奢华倾向。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人类的所有艺术杰作无不来源于生活，这尊人像的服饰绝非由古蜀人凭空杜撰，它必然是从生活中提炼所得。”
肖先生说：“青铜大立人像的服饰特别引人注目。在中国考古史上，至今尚未发现夏王的服饰。而从安阳出土的商王的服装，好像是冕服：上衣作交领式，下则为裳，腰有束带。整个服装呈上小而下广状，据考证与《礼记》的记载吻合。可惜头部残缺，冠冕难辨。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领口、袖口、衣襟、腰带，都有几何图案作边饰。青铜大立人像的出土年代据考证为公元前11世纪，约为商纣时期，就其衣裳的繡文来看，则比商王的要华彩富丽。三星堆所在的天府之国丝麻纺织业在古代即很发达。季羡林便说：“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的来源，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在印度古代文献中，对中国丝绸记叙非常的丰富。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王旃陀罗笈多的大臣考第亚在所著的《国事论》中便记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
胡太玉先生在他的大作《众神之国三星堆》中说：“在青铜大立人像的服饰纹绣上，我们见到了这一从黄帝伊始的“华服锦衣”的实物。仔细审看，青铜大立人所着之衣，仅从铜像上观察就有三层。最里层为长襟衣。这颇似《札记》中所说的深衣。“深衣者，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纯即为镶衣的意思。就共外面加罩衫而言，又叫中衣，即是内衣，可见深衣是贴身穿的。《礼纪.深衣》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完全符合。深衣为贵族上朝和祭祀时所穿，符合青铜立像的身份。青铜立像第二层为一短袖鸡心领长襟衣，长达膝部。在长襟衣外面为—披肩，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下摆约在膝部之上，披肩由一根法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背后形成双节紧束身上。此披肩应为“袒裼”之用。《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礼记》又称《周礼》，是周王朝规定的严格的礼节。这种对服饰严格的规定，为什么完全符镘青铜立像的服饰呢？而没有袭用商王朝的上窄、下宽、中系腰带的特点呢？这只能表明，周王朝所继承的是黄帝迨至夏王朝的服饰，而三星堆青铜立像的服饰很可能就是华服夏裳。”
问：三星堆里的青铜像为啥子都不像四川人？
答：说句大实话，四川人到底象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就拿我本人来说，可以算是个标准的四川人，父亲的家乡在四川泸县，父辈、祖辈、祖祖辈可算在四川土生土长，可再往上数就不是四川人了，是湖南人，是湖广填四川那时外来的，我在《北京香山慈幼院》长篇纪实一书中对祖辈家谱有所描述。所以说数到三星堆那个年代，也许现在自称是四川人的人都不是四川人，真正的四川人是三星堆人，长像也就像三星堆人的样子，完全像青铜像那个样子。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匆先生有很精彩的论述。
问：刘少匆先生说了啥子？
答：刘少匆先生在《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中说：“青铜像中的“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等……此种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中国以外的文化。”这里，也有两个问题：一、蜀人为什么要雕塑“洋神或洋祖先”，来表示是对自己的神灵和祖先的崇敬呢？二、高鼻、深目、颌下有须的，也不一定就是“洋人”。我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浙江台的西藏纪行，藏北安多一带就有不少鼻如狮头，与三星堆出土的脸而卜双眼相近的藏民。据朋友说，藏北羌塘，也有高鼻深目的。50年代初，在凉山金阳一山村，我也见过一群高鼻深目、皮肤乳白的彝家女子。藏、彝与氐、羌同属一族系，当不成问题。因此，青铜雕像上的眼耳口鼻，只是蜀人祖先相貌的写实和夸张，并非洋 洋人、洋种。只是因为我们这些四川人全是多民族杂交后的后代，可以说是“变种”了，才把自己的祖先当洋人看待。想来真有点滑稽！写到这里，门外传来一阵收破烂的叫声，我把准备好的废书刊抱出去，打算换杯酒喝。突然眼睛一亮，在1989年一期《报告文学选刊》上，竟发现了一个“三星堆鼻子”！仔细一看，原来是1988年火把节的“皇后”的照片(何哲生摄）。我觉得她的鼻子，简直是三星堆青铜工匠用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
问：在你的油画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大象的场景，真的三星堆时期有很多大象生活在那个年代吗？
答：有呀。刘少匆先生在《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中就说道：“川西平原在上古时代，是一处森林密布，适合象群生存的好地方。其有力的佐证，是广汉的几条大河——鸭子河、绵远河、石亭江等，都是盛产石化了的木材，俗称乌木的地方。有的河床下和河岸边，这种贵重的木材，堆积达几米厚。这些石化了的树木，大者几围，小的也在50厘以上，它们埋在地下，已有三四千年之久，经过石化，变得乌黑发亮……”
问：三星堆毁灭以后，那些大象到哪儿去了？
答：它们只得往南逃窜，最后到了滇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这才定居下来。
问：你的油画中，对立青铜大立人手握象牙祭祀是肯定的，有根据吗？
答：刘少匆先生说“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象牙的由来。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究竟来自于何处，确实是个费人猜思的问题。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与海贝很可能都来自于异域，是通过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获得的。最近，金沙遗址出土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象牙，因而这些象牙的来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新的审视和思考。经过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一样，都属于亚洲象种。我们知道，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门齿（象牙），一千多根象牙应取自五百多头雄象。从象牙的长度来看很多是成年大象，那将是数量非常惊人的一个庞大象群。重达数吨的一千多根，若来自遥远的异域，获取和运输似乎都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是否有过象群的出
没？那时林木茂盛水草丰茂的成都平原会不会是大批象群的重要动栖息之地呢？金沙遗址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就是古代蜀人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由于没有发现象坑，也没有出土象的遗骸， 目前这只能是一种猜测。但从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透露的信息来看，当地存在过象群这种情形有很大的可能性。根据文献记载和环境考古材料，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而且有大量的湿地，更适宜鸟兽和大型动物生存，很可能曾是亚洲象群的重要栖息出没之地。那个时候，大象曾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而且人与象之间有着非常亲和的关系。考古出土资料在这方面便有较多的揭示。如湖南醴陵出土有商代青铜象尊，四肢粗壮，长鼻高卷，纹饰华丽，工艺精美， 形态极为逼真，应是当地制作者对犬象形态的真实摹写。在陕西宝鸡斗鸡台也出土有商代后期象尊，生动逼真的形态与湖南醴陵所出象尊有异曲同工之妙，尊盖上还雕铸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象，这件珍贵文物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三星堆考古发现在这方面同样也有精彩的展示。譬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兽首冠青铜人像，那夸张而奇异的冠顶装饰物，就活脱是卷曲象鼻的写照。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卷曲的象鼻，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象征表现手法。还有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中，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的铜罍，其象头和长鼻以及突出的象牙，堪称是对真实大象栩栩如生的摹拟西。这些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形态的熟悉，只有经常和大象接触才会达到如此熟悉的程度，应是蜀地产象的见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大量烧骨碎碴中，经初步鉴定，有猪、羊、牛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被火烧过的象的门齿、臼齿等。这些烧骨碴中的象的门齿与臼齿，显然也透露了蜀地产象的信息。将这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看，可知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并非来自遥远的异域，很可能就是古蜀本地所产，也可能是从栖息于长江流域的象群中获取的。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野猪獠牙和鹿角，很显然也是古代蜀人在本地或附近地区猎获的。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上游很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成都平原上可能还有很多沼泽湿地。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自然也就成了各类鸟禽百兽栖息的乐园，也办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农业已较为发达，社会生活已经相当繁荣，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了极其‘灿烂的阶段，这个时期各类手工业也很兴旺，而渔猎活动则仍然是重要的副业。三星堆金杖图案和金沙遗址金冠带图案都突出表现了长杆羽箭横贯鸟颈射入鱼身的主题，透露出古代蜀人善于使用羽箭射鱼和猎获鸟兽的信息。由于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某种特殊的敬崇之情，而且有将象牙作为祭献之物的传统。例如三星堆玉璋图案就刻画了
将象牙作为祭祀神山之灵物的画面，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残件上的图像则刻画了古代蜀人肩扛象牙跪地祭献的情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和彭县潆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器物说明，古代蜀人还特意将大象的形态铸在青铜器上，或巧妙地作为人物造型的冠顶或额际装饰，赋予了特殊的象征寓意。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古代蜀人对象的尊崇。我们还可以提到和古蜀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宝鸡西周強国墓地，在而且大象毒很有灵性的聪明猛悍的大型动物，在缺少先进武器的商周时期，要猎杀数百头栖息于山林之中的野性末驯的强壮的成年雄象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目前在成都平原和四川境内的考古发掘尚未发现猎杀大象必然会留下的遗骸。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达千根的象牙，当时的古蜀族又是怎么获得的呢？这确实是一个费人猜思的谜。”
问：在你的油画中，画了不少三星堆女王或酋长及部落首领的形象，你很喜欢这群人？
答：刘少匆先生说：“从古蜀时代的情形来看，长江上从古蜀时代的情形来看，长江上游西南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古蜀国就是由许多氏族与部族联盟构成的王国。这些氏族与部族联盟以栖息于成都平原的古代蜀人为主，也包括西南地区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还有从周边其他地域迁入的一些氏族或部族。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有着许多共同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崇尚，但在传统习俗等方面又有一些各自的不同特色。包容性很强的古蜀文化因此而充满活力，展现出绚丽多彩的情景。”
问：看来你对大象有很深的感情，从你油画中可以感觉到……
答：是的，我和刘少匆先生有同感，他说：“大象是一种极具灵性的动物。据说，同伴死亡，象会发出悲鸣，母象死亡，小象会悲伤地站在旁边哭泣，其它母象会自动担当起照顾小象的职责。近年，西双版纳为了保护野象，．在保护区边界上设置了采用太阳能发电的电网，触及电网瞬时将放出上万伏高压将其击倒，又不致伤命。但大象很快就发现破坏电网的办法，它们卷起树枝击打电网，使其短路，使电网形同虚设。 《广东新语》曾记有一个“义象”的故事，明末李定国驱使象群攻打肇庆，兵败后，群象为敌方俘获，有两头大象，一个不下跪：-个不吃东西死去，其余的象终日悲伤地流泪，弄得敌帅没有办法。正因为象具有这些灵性，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地都崇拜大象，相信象牙会产生非凡的神奇力量。我国的《周礼》就记载有用象牙的魔力杀水神的巫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象牙，有的插入铜人头像的倒三角颈内，大部分则是迭压在祭祀坑的上部。这些象牙未经过加工，显然不具备礼器和用具的实用功能。如果说是作为宝物掩埋，象牙身上有经过焚烧后的痕迹又不好解释，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这批象牙是作为执行巫术的神器埋人坑内的。祭祀坑中这批神器的拥有者和埋葬者分属两个民族，在改朝换代时，胜利者缴获了本属于战败民族的神器与礼器。按照古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信仰，又害怕这些神器作祟，给自己带来危害和灾难，权衡利弊，只有将其火燎打坏后深深地埋葬，又在上面压上一层具有魔力的象牙厌胜，就像如来佛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还要在上面贴上一道符，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二-样。最近，又在三星堆另外一个地坑中发现了象牙，它进一步说明，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曾经有象群出没。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当时蜀地的大森林中有野象出没，由于亚洲象的性情比较温顺，古蜀人已开始了驯象的实践，并能驱象做一些工作。丛林象舞，场面充满野性神秘的气息，在他们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中，古蜀人有用大群整象作为祭祀牺牲的可能，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场面将是使人难以置信、恢宏壮观、惊世骇俗的，大象的躯体将堆积如山，血将流成河，此举不仅在中国商代文化史上绝无仅有，而在世界上也难找到相同的例证。现代人普遍认为川西平原上的四川人个子小，性情温和，有盆地意识，文风多婉约。三星堆的象牙，传达出古代的四川人粗犷豪放，它们以一种别开生面、野性十足的丛林文化气息，使古蜀文明闪耀着奇光异彩。”
问：看了你的油画，青铜大立人手执象牙祭祀，很有感触，震撼……
答：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不少，拿黄剑华先生在《古蜀辉煌》一书中对此问题对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大型青铜立人像是雕像群中最为高大而又精美神奇的造像。头戴华美的冠冕，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粗眉大眼，方颐大耳，右臂上举，左臂平举，双手夸张地握成环形，赤足佩脚镯立于双层方座之上。立人像戴冠高180厘米（花冠高17厘米，冠下至足底人高163厘米），座高80.8厘米，通高260.8厘米。整个造型高贵雍容，生动精美，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而其华美的薄匆冠和龙纹长衣，以及纹饰奇异供其站立的方座，更显示出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立人像的双手，大得出奇，夸张到了与身体不成比例的程度。双手中空，呈执物状。所执何物，费人猜思，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几种看法，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件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物应是琮”，因为在二号坑中曾发现有一件执琮的小青铜人像，为此提供了佐证，而玉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所以这件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双手执琮，琮的孔中或可能还插有‘通天地’的木柱……它象征的应是在这里主持祭祀的巫师”。有的认为青铜立人像“左肩右斜饰以方格形法带”，“双手作掐指一算状”，赤脚站立的方座四周刻有许多花纹，花纹下有类似饕餮的猛兽形象，形制庄严典重，这个“方座可能是巫师作法时专用的法坛，整个人物造型均显示出作法的形状”。钱玉趾先生不同意以上看法，认为青铜立人像双手握琮的看法难以说通，因为玉琮内圆外方，而立人像双手为环形圈，与玉琮外形不符，而且出土的玉琮外形尺寸都小于铜像双手的环形圈，如何能够握住？何况铜像双手环形圈大小相同，却倾斜不在、条直线上，如握琮必须握两件，却双手呈握一件圆柱形物的姿势，这些都否定了握琮的可能性。他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认为“青铜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兼部族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应是类似彝族毕摩的法具神筒。神筒为杉木或竹筒制作，其圆筒形外径与铜像双手握成的环形内径确能相配相合，其长度也能满足铜像相距的双手握持，也可以右手握筒帽，左手握简体”。而铜像上的“法带”可能就是神筒的背带，由于“神筒是杉木或竹制品，火烧以后化为灰烬，不可能留存，所以，铜像双手环状圈内空空无物”。钱玉趾先生在对古代蜀族与彝族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之后提出的这一看法，似乎有较多的合理性。但除了以上诸说，也有人认为青铜立人像双手所执的这件物体可能是根象牙。巴纳德先生说：“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牢像琮这样的末端呈圆形、外壁端直的物体。它必定是一件弯曲的物体。由于上手握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又因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因此我们推测执于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根）牙尖朝下的象牙。”段渝先生和笔者交谈时也说到，他亦认为青铜立人像双手所握的东西很可能是弯曲的象牙。美国的罗伯特先生也认为：“二号坑青铜立人像的大。从手姿上看可能是举握象牙，此说无疑是一种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测。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青铜立人像双手握象牙的含义是什么？”
问：你说我们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三星堆人？
答：对！
问：那是啥子？
答：面具。
问：有点麻人，弄不懂……
答：大家都没弄懂，有位四川大学考古教授说：“不少文章说三星堆古遗址发现了不少“人像面具”，甚至把那“天外来客”也说成是“造型奇特的青铜人面具”。其实，面具是上古社会十分流行的一艺术形式。因为，戴上面具，不仅可以使自己进入面具所规定神和物的“世界”，其他人也不再把他当成他自己。现在社会，人们在化装舞会上，戴上面具活动，恐怕也是这种习俗的遗迹。但在上古人的眼里，人们戴面具，决不是“化装游戏”，而是一种十分神圣的仪礼。它是在把自己的灵魂“输入”面具所代表的那位神、人、物的灵魂。因此，面具就是特定的神、人、物灵魂的载体，是一件神物，是它自身反映的灵的象征。古人所以要在祭祀活动中广泛使用面具，就是为了自由地与神灵世界交往。看来，对于神来说，肉体的形象，似乎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有的硕大得根本无法戴，即使与真人相似的，也不可能戴在头上。因为它的眼、嘴、鼻全是“封闭式”的，且过重。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那些铜人头绝不是面具，而是面具形的头像。这种形式的铜像，其他地方也发现过。如1973年，在希腊北部的阿基利，就发现过这种可以挂在圆柱上的面具形铜像（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509页）。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有椎形颈部的，都可以套在木桩。由此设想，如果说面具可以探求到希腊戏剧起源，那么，面具式的青铜头像，则可以说是木偶戏的始祖了。面具形青铜像的大量出土，说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盛行面具，这与夏族同俗的。铜像的造型，正是受了面具的启发。又因为这些铜像都是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人的面部形象。发型、花冠也全是人化了的。”
问：你的油画画的都是取下了面具的三星堆人，特别是女人？
答：对。我就是让大家见识到真面目的三星堆人。林向先生在《巴蜀考古论集》大作中有一章专门论述面具的文章：三星堆假面考─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人物造型研究中。
问：我没读过。
答：他在文章中说：“人物造型的丰富多姿是三星堆遗址商代青铜艺术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它与黄河流域殷商和西周初期的青铜艺术以动物纹样为特征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在世界青铜艺术宝库中也是独树一帜，极富个性的，引起国内外艺术史论者们的关注。但过去受资料局限，讨论不能深入展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出版发行后，公布的发掘资料有利于研究，笔者愿做一点拋砖引玉的工作，以供进一步讨论。《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所列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各种人物造型据笔者统计共133件，有全身像 头像、面像、肢体残件等。艺术手法有青铜的圆雕、浮雕，黄金、玉石的镂刻画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上首见的三千五百余年前有关人物造型艺术的美术考古大发现，林林总总，叹为观止。但基于各研究者的观察和理解有所不同，故有必要对这批材料进行重新分类，并略加讨论。本文根据《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下引简称《报告》）将全部有关的人物造型分为全身神人像、神人头像、人面像、神人面像、神物像五大类，列举三十八例，备说如下，有关数据及插图、图版编号一依报告所列，以供讨论查考。
问：林教授是考古教授，说得很细。
答：对，这样更让我们一目了然。他说：“三星堆人物造型艺术的特点之一是相当的写真。过去我们只看到它在艺术表现上的“程式化”“抽象化”“符号化”的一面，因为几乎所有人物面相都大同小异：刀状眉、吊杏眼、直蒜鼻、阔嘴；尤其是脸庞上w形的颧弓线和云雷纹形大立耳几乎是千篇一律；个个都睁着大而无光的眼球，甚至令人怀疑是瞎了——瞽的造型；嘴巴一律太阔，而且紧闭。其实这里所表现的并不是人的真脸，实际生活中千人千面当然不可能干篇一律；而这里表现的则是在宗教仪式上规定的人们所必须套戴的假面具。宗教，就要有相适应的“仪轨”，就要求脸谱的程式化、符号化。也就是说这里是艺术再现当时宗教仪式中已被程式化、符号化、角色化了的“脸谱”——假面具，而不是真人的面孔。从这点上来说：三星堆人物造型是相当写真的。三星堆人物造型艺术是否有能力做写真雕像呢？回答是肯定的。且看青铜圆雕写真型人头像是那样的写实，虽然云雷状的耳朵表示也是戴假面的，但柔和的颧弓、圆润的下颌，使整个面庞显得和善而有生气。但它是属于早期的、偶然的，是下不为例的。因为在当时古蜀人看来，造像时真实的人必须隐去，否则必有祸害，作为古蜀酋邦的头目——酋长兼祭司众多的联盟部落长（以各种人头像为代表，装配的身躯虽未存，他们决不会是砍下的人牲头颅）他们是不会让人给自己造真像的。因为他们“认为美术像，不论是画像、雕像或者塑像，都与被造型的个体一样是实在的”，“他们确信这会隆
面目。而且，他们认为戴上假面具，不但掩盖了外在的面容， 连内在的自我也会被改变，进而通过众人一律戴上的假面具，可以达到一个新的认同——都成为虔诚的崇拜者了。这种“假面文化”的遗风源远流长，直到今天，在我们西藏的跳神和贵州的傩戏中尚可见到。过去虽有人对三星堆人物的假面具问题有所涉及，例如日本NHK还摄制了《面具王国之谜》，但对假面具的穿戴情况与艺术表现手法均语焉不详。现在我们先讨论假面具的戴法。从青铜圆雕圆头型人头像等人像脸部可清楚看到下颌边缘有曲尺状的硬边条直插耳后；而双鬓如双角由两颞直插头顶，这些都不是人脸的写真，而都表现的是面具的边缘。所见到形似云雷纹的耳廓，实乃连耳面具的外形。假面具的脸庞上贴着金箔，金光闪闪的面具显示其角色的辉煌。金面罩在耳孔、鼻孔、口缝涂朱砂，以显示其位置；而在眉眼处镂空，露出眉眼，再在镂孔处用黑彩画眉点睛，这表现面具并未全部遮盖面庞，会给戴假面具者留下向外窥视的孔穴。因为有的点睛黑彩脱落，只露出大而无瞳的眼珠，所以被误认为是“瞽”了。这样沉重的连耳面具的戴法比较复杂，从这件头像看，假面具的承重是用软布由双耳上方套挂在头顶上来解决的；再用布条由双鬓向上后伸展系于头顶后部，使假面具能紧贴在脸庞上。大多数人像或因戴冠被遮或头顶佚失而未能观察到这样的假面具套戴法，想来应该是一样的，另一件标本是被人们称为“戴双角头盔”的青铜圆雕双角型人头像，其实并无冑盔而是面戴双角的假面具。它从前面看如戴双角的头盔，但从后面看耳后还是有上下贯通的面具硬边条，后脑外露，显出脑枕部插发髻饰的凹槽，所以并不是“头盔”，而是另一种假面具的套戴法。可以看出面具两耳侧是硬质的边框，向上伸出如耸双角，在耳上双角问再用软布相连，形成半头套来固定假面具。三星堆假面具的戴法基本上都是从头顶套下的，与后世如今的面具系在后颈的戴法不同，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独特的商代蜀人的假面具套戴法命名为：“三星堆假面具套戴法，以便进一步比较研究。这批人像的脸部能如此一丝不苟清楚地表现出面具及其戴法，就是其艺术风格是写真的而非程式化、符号化的有力证据。这种细部刻画的写真风格在大立人像的衣冠服饰的雕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冠上的兽面饰与外衣上“黼黻文章”的雕造精细。就说身着三套装的清楚交代就不简单，外衣袒左肩臂以便让内着鸡心领半臂袖的中衣与鸡心领长袖的内衣显露出来，外衣腋领又用绦带结于后背。外衣齐膝上，中衣长于外衣而前后裾长度不等，单靠前后面正视不清楚；又在外衣右腋开禊，使中衣的长度明确显示。这样清楚的细部刻画才使我们对商代蜀中衣冠制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感性认识，要知道这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如此完备的商代服装雕像。这种相当写真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具有个性化的倾向。同样是戴面具的头像包括面像，有的表现刚毅清癯，长方脸型；有的表情苦涩，有的看来饱经世故。圆头型；有的给人稳重可靠的感觉，如方脸。在程式化的面具下，能以长短宽窄来表达性格的细微差异，也属难能可贵。”
问：“三星堆人物造型的艺术的写真性特点？
答：林教授说：“不仅表现在雕塑的个体或细部，还表现在群体与大场面上：尽管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与原始宗教仪式的论点值得怀疑，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事实。虽说整个大型群像组雕在祭埋时已被砸坏弄乱，但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三千余年前曾举行过的原始仪式的宏大气势，
问：你用油画想还原这种大气势？
答：是的。林教授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人物造型艺术作品全部是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些雕像有的本身就是古蜀人的膜拜对象，其中各种神祇像和各种神话人物像，如黄金权杖上刻画的戴五叉冠的神头像是不套戴假面具的。又如青铜圆雕神坛立神像他们四位是支撑着天上的神殿的“力士”，以及天上神殿檐边站立的青铜溪雕戴冠人头鸟身像和玉石牙璋上刻画跪坐神巫像等等，它们都一律没有戴假面具的痕迹。看来古蜀人们的心目中，人与神是泾渭分明的，区别就在是否套戴假面具这一点上。古蜀人的膜拜对象还有他们的祖神像，例如最闻名的巨大的青铜半圆雕大型神人面像和神奇诡秘的青铜半圆雕额龙神人面像既是人又脅不同凡响的神异之相：有圆柱状伸出如螃蟹状的眼球；曲尺形外伸如兽类的耳朵；还有在鼻额上架起腾空的云雷状飞龙。这些硕大厚重的神人面像本身不会是假面具，而应该是古蜀祖神的偶像（巨大的土木偶像的身段早已毁损）上的面部青铜装配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同样在颌耳际有戴面具留下的曲尺形硬边，表现出其介于神、人之间的微妙身份。古蜀祖神在后人面前是受人膜拜的偶像，而在神衹面前他们仍然需要戴上假面具以祀神。但是，有一件标本需要讨论，那就是青铜圆雕跪坐人像它是人的造像，并非是神，却不戴假面具。‘因为他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面貌，如头发后梳前卷成高譬；宽脸扁鼻，颧弓线呈八字形下垂，耳垂穿孔。细弯眉圆睛正视前方，启唇露齿，神态严肃。身着右衽长袖短衣，腰带两周。下着长袴。双手扶于跪膝上。值得注意的是细察此像的口鼻眼神、发式、服饰与本地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其他人像大相异趣。而拿它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雕人像相比，却惊人的神似，似乎表示他可能是属于另一个民族文化一殷商祝卜的造像，所以没有也无需遵循古蜀文化的宗教仪轨套戴假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