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和他的叙事方式——读《一个诗人的考辩》
张 况
一 北塔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机敏、智慧，兼具诗人的浪漫情怀和翻译家的严谨气质。作为多年老友，我和他时相过从，相互砥砺，莫逆于心，撇开俗务与政情的友谊，纯粹，真实，凝练得像时间透亮的结晶体，彼此通话时带着体温的亲切话语，时常变成超越时空的诗句，留驻在心间。我们珍视这份真挚的情义，彼此都将之融进了血液里。 前几天，我和北塔都应邀到青海德令哈出席第二届中国海子青年诗歌节。尽管他来得比我晚，但我们最后还是想方设法调整了自己的“室友”，得以再次共居一室。三、四天的时间里，我与北塔畅谈了当下诗歌、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彼此目前为诗歌所做的一些事情。说到会心处，彼此相视一笑，惬意之至。回程时，塔爷送我一本新著《一个诗人的考辩》，他嘱我回去翻翻，暇时写篇评文。 7月28日飞回佛山已是凌晨，待一切忙活停当，原有的几分疲意却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变得神清气爽毫无睡意，于是索性挨在床边，翻阅起北塔这份厚重的馈赠。读了其中的多个篇什后，我深为塔爷娓娓道来的文字所吸引，以前读他的诗歌比较多，甚少读到他的散文和评论一类的文字，不曾想，他的学术论文也别有一种不同的韵味。那么有趣的文坛旧事轶事在他的笔下云霞似的铺陈开来，像许多颗纯洁晶莹的露珠，掬在手心，生怕它们溜走，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温润的文字，读着舒心，于是就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冲动。
二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考据的评说性著作，里面涉及的内容多为现当代一些名人学士的雅事趣事和他们这一代人之间往来过从的文坛侧影。这种记叙式的晴朗文字，挤掉了所有杜撰的阴霾和水分，剔除了所有虚无的抒情与臆测，以侧重于事物本相的开门见山的笔触，描摹出主人公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交往记忆和令人嘘唏的生平际遇，精于文字运营的北塔真有这样的本事，居于自己超强的想象能力和丰富的学养见识，有时竟能通过这些文章大家一封书信里埋藏的来龙去脉、一段情缘轶事中暗含的悲欢离合、一部书卷中鲜为人知的成文背景、一首新诗里今是昨非的成败得失，演绎推算出业已随风远逝的岁月里的另一种真实面目…… 北塔的情感是丰富的。读《艾青被提名诺贝尔奖始末》一文，让我在返回历史现场时，顺利地触摸到了艾青被 提名诺贝尔奖从私密到公开的全过程。让我惊诧于前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费德林关于苏联文学界推荐艾青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惊人之语；会心于那位西班牙“好事者”阿尔弗雷德·戈麦斯作为艾青的“粉丝”，将其作品翻译成西班牙文，并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艾青为候选人的那份热心肠；感喟于胡乔木致信胡耀邦时的尴尬和平实朴素的语境下，中国作协权衡各种关系后以增加提名巴金，和艾青一道成为候选人的有趣回复，以及艾老高尚的诗人情怀和低调的行事方式里所蕴含着的中国文人的性格特征。行文至此，北塔已是通天入地的“见证者”了，艾青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整个事件的过程，就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串起来，被北塔揣在手心，让人一目了然，读来颇见启示。是的，北塔的文章注重挖掘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给人们浓重的好奇心增加了几分追寻真相的迫切感。北塔重在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价，他的叙事方式很见笔底功力，几乎在无波无澜中完成了对时空概念和整个事件的修复与还原。通篇不仅时间节点清晰，地点真实，人物具体，事件的可信度也高，而且考据很到位，辨白也很在理。其行文丰满而不刻板，富有人情味和学术的体贴涵养，读来让人信服。 北塔的文字是纯净的。在《巴金：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一文中，我看到了巴老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存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立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巴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的“文学馆之梦”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意情怀。一位不畏艰难的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兢兢于祖国的文学事业，对作家诗人之家的建设不遗余力的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仿佛巴老就这样和蔼可亲的站在人们面前，带领一群追梦者，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在胼手胝足，砥砺前行。诗人北塔的文字显然已被时间过滤得纤尘不染，在文中，他用倒叙的笔法，从巴老设在现代文学馆的灵堂开始沉重的上溯，这种上溯是精神性的，他将时空概念完全倒置，在以溯源的方式不断追寻着巴老与现代文学馆之间的某种精神契合和各种行止上的密切关联。通篇文字干净而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句，有一种出世的人情味和接地气“正能量”存在其中，读来让人回味无穷。北塔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他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对涉及我国文学界的重要的人和事，他可谓关注甚殷，札记颇丰。很显然，北塔是个有心人，他很勤奋，也很细心。对于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艰辛，他以一个晚辈“文学馆人”的形象，切入巴老的行事方式中，对于某个作家身上的存疑之事，他会从旁找出许多有力的理据，藉以佐证其中的是非曲直。所谓考辩，我想，这正是北塔严谨治学态度的一种行事方式的彰显吧。 北塔的逻辑思维和事件演绎是严密可信的。在《<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一文中，我仿佛透过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看见了一批批共产党人在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和真理而奋斗的光辉身影，以及他们所处峥嵘岁月的时间影像的远年拷贝，英雄们前赴后继于自己和国家的使命，在《国际歌》这样充满激情和勇气的战斗歌曲的鼓舞下，他们像怒潮，一浪接一浪地涌动着青春与事业的壮阔波澜。《国际歌》铿锵激昂的旋律在瞿秋白、萧三、列悲、张逃狱、郑振铎、耿济之、李大钊、刘半农等人的多个歌词版本中徘徊、翻滚、跳跃。北塔谨严的逻辑推演也在一次次存疑与考据中，亮出一个个闪光的音符，我仿佛看见北塔在奋力寻求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佐证的材料，又不强求孰先孰后的从容心态。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里，一组令人感叹的历史文化群像，让我深信《国际歌》确实具有豪迈大器的韵律、强大的精神气场和铿锵的魅力。而共产党人的代表性人物瞿秋白、李大钊等伟岸豪杰的悉数登场，在文中无疑又增加了人们对于《国际歌》在艺术魅力的认同和对于时空概念上的诸多盲点的破解，这些描摹，无疑从精神层面增加了人们对于《国际歌》的历史认知和亲切感。 在文章中，北塔的考辩具有一种原发性的学术意味，他的文字背后散发着一种全新的诱人的色香味。我认为，北塔这种闲庭信步式的叙事方式和切入手法，带有明显的“北塔”印记。换言之，也许它就是“北塔模式”。 北塔的理论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他敢于臧否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被盖棺定论的扛鼎式的人物，敢于质疑与否定他们的某些偏颇观点。北塔没有人云亦云，没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而是拿出足够分量的事实依据，来驳倒这些“长者”、“尊者”观点中存在的明显瑕疵和谬误。这无疑需要足够充分的考据资料作为依据，需要有足够的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理性作为精神层面的支点，才能真正撑托起他否定权威“悖逆”的晴朗观点。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一文中，我领教了北塔所呈现的犀利的思想和辩诬能力。他居然把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胡适和陈独秀的悖论给直接指陈出来，火药味很浓，不留任何情面，不给任何折衷的解释和包容。在旧文学的语境压力下，新诗当年难产的境遇由此跃然纸上。北塔指出，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高呼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等“三种旧文学形态”的说法显然欠妥，陈独秀这样的分类首先是逻辑混乱，其次是判断失之偏激。北塔认为“古典文学”中就包含着“贵族文学”与“山林文学”，且“雕琢”、“阿谀”、“迂晦”、“艰涩”一类的形容词也可以是其他文学的风格与作法。我认为北塔的这一判断和说法是严谨公允的、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历经那么多年的淘洗，基本事实已摆在人们的面前，他根本不必对陈独秀的观点表示任何谦卑的恭维式的苟同。反过来，北塔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其目的本身就是“文学革命”，只不过他为了缓和时人的情绪，不想过分刺激旧阵营，才刻意做出“改良”的低姿态，胡适的“低调”处理，显然有策略上的考虑。北塔留意到，在胡适的话语谱系中，他认定格律就等于不自由，因此，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对立就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对立和较量。而北塔认为，这是一种理论内部的矛盾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因此，他认为胡适的这一观点显然有些悖谬的意味。北塔胆敢指陈百年前文章大家的不足，证明他的学术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此人手握真理的利器，他无需讨好谁，也无需忌恨谁，他所要做的，是为文学正名，为历史正名，让文学脱下旧面具，回归它本来的真实面目。 在我看来，北塔把这部著作命名为《一个诗人的考辩》，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文本考虑的。我发现，收进里面的文章篇幅都不算宏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精致的。这些考究的文字，处处都体现着北塔个人深入浅出的“考辩”和逻辑顺承，强调了他作为个体介入的纯粹性、经验性和实践性。北塔在文本中所昭告的，正是纯属他个人内心的思考和思辩，这种资质不带任何官方色彩，它是完全自由的。当然，它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没有偏见，北塔的宏论无疑得益于自己深刻的识见与学养的滋沃。
三 时间乃是一个巨大的涵洞，它包容一切，穿透一切。这些年很难再读到这样有人情味的学术文字了。毕竟全媒体时代，人们的选择是多元的，谁也强求不了谁一定要接受纸质文字的熏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的审美很容易变得疲劳，甚至麻木，也许真的很难被浅白的文字所感动。对此，我是颇有感触的。万斛俗尘，除了喧嚣和轻率，除了功利与谋算，再无更为亲切轻盈的表达，能真正进入我的内心。而我的眼睛，似乎也在这种怪圈中愈发变得挑剔了。面对北塔的《一个诗人的考辩》，我被灰霾笼罩已久的心，一次次被他闪光的文字所擦亮，不惟惺惺相惜的友情，这更是学术背后的一种心灵抚慰吧。我想，北塔的这些文字一定能进入更多人的内心。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佛山石垦村 南华草堂
作者简介
张况，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广东五华人。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之一，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政协委员。已出版诗集《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三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长篇小说《南越王赵佗》《雅土》《小镇上的鼓手》等文学著作25部，主编诗文选23部，代表作有100000行21卷《中华史诗》，与陆健、程维、雁西被誉为中国诗坛四公子。
供稿：北京城市未来文化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