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第三方助孕，大约是2011年。
那时，我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的资深记者，因此前在新京报获得连续四年的年度调查记者，彼时我被全球著名的时尚杂志《GQ》评为中国最具突破能力的调查记者，被同行称为80后第一揭黑记者，所以身边很多亲戚朋友总以为我神通广大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麻烦，不论是遇到纠纷、官司还是借钱都来找我出主意。
(记者时期的黄玉浩)
一天，一个在证券界举足轻重的“股神”级别的亿万富豪朋友给我来电话，说想要个二胎生个男孩，但爱人是政府领导，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且没有时间，希望我帮他找个女孩来做代孕，可以出百万预算，事成后可拿出数十万酬金，我听了以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之余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犯法，第二个词是借腹生子，我想这么高知多金的人怎么会这么愚昧违背伦常且不惮于触犯法律呢，这只会在七八十年代的影视文学中出现。
这位老兄告诉我，这事并不违法因为法无禁止，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他熟识的圈内人有这么操作过的，且成功了，在深圳通过一家中介找了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提供完整的家庭背景和体检报告后，双方在互不留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选择在女孩的排卵期由中介安排男性客户与其发生关系确保受孕成功，再由中介安排后续女孩的十月怀胎的食宿和生产，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中介将孩子抱给客户，双方从此断绝联系，老兄说他和爱人能接受这种方式，希望我能帮他们介绍靠谱的中介。
我半信半疑，找了广东的一位富豪大姐咨询此事，她说是真的，在广州深圳一带很普遍，有职业的中介专门为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女大学生牵线借腹生子，整个费用也就二十多万，女孩能拿到十万就不错了，还有些女孩专门以生孩子为职业的，可以连续两三年生子，她随后举了例子说了一位我们都熟识的一个企业家，老婆不能生育，也是采用这样的途径才拥有了孩子，大姐还给我发来那个女大学生的照片，很瘦小，一脸憔悴，怀里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眼神没有任何做母亲的喜悦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淡淡忧伤。
(地下助孕的助孕女孩)
我被彻底震撼了，什么样的夫妻能接受这种操作?什么样的妻子能接受丈夫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这不会影响夫妻感情吗?将来妻子又如何去面对这个孩子?为别人借腹生子的女大学生还没有完全享受花一般的职场前途就做了职业生育的母亲，将来还能否有心思去上班?被抱走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否会一生牵挂?如果，这个女生将来找到了孩子咋办?难以想象!我断然拒绝了那位老兄的请托，当时我想，不论是否违法我都不会去做第三方助孕的事，我永远忘不掉那个女大学生抱着刚出生却要马上就永别的婴儿，一脸悲伤的表情。
我们终究无法预测人生，2012年8月17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我人生的事，至少颠覆了我的职业路径，没有这件事我想我肯定是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而不是全球辅助生殖一站式服务平台环球医城的掌舵人，更不会想到，我会将我之前决绝痛恨的第三方合法助孕当成下半生的事业，当然这是后话，我无法先知先觉。
时间回到那天，凌晨一点半，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寝室的老六、我最好的朋友阿伟在和我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闲聊)之后，从他居住的六楼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26岁的年轻生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老六有着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尽管我和他有着十多年的深厚兄弟情谊，一起逃课，一起拍校园电影，一起北漂做记者，刚来北京时我们无话不谈，每周都聚在一起嗨歌畅饮，他有抑郁症这事我却一无所知，所以当他电话中对我说他不想活了，我则回了句别扯淡了，这个让我将痛彻心扉一辈子的故事在我的一篇《寻找我的兄弟老六》文章和我在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的第二季半决赛的舞台上同题演讲中有详细记述。
(我是演说家现场)
和很多很多80后一样，老六是独生子女，当六十多岁的父母出现在我面前，我深切感受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最大痛楚，两位老人仿佛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只能由亲戚架着，从老家济南来北京的前夜眼泪仿佛都哭干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扯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让我回忆阿伟生前的点滴和生活轨迹，我想安慰他们，帮帮他们，可我却完全不知道该说点啥做点啥，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知道，随着他们唯一孩子的离世，两位老人的天就彻底塌了，这个家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永远痛苦之中。
同样是那一年，我代表央视去卫生部参加新闻选题会时发现，在卫生部办公大楼的门口常年聚集着少则数十多则数百胳膊上缠着白布，举着白色横幅的五十岁以上的男男女女，横幅写着“昔日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如今失孤谁来为我养老”、“独生子女出问题，国家政策要保障”，经了解，这些人来自于全国各地，他们类似于阿伟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唯一的子女意外去世或健康出了严重的问题，其中很多抑郁症、自闭症、瘫痪或因各种原因确定不能生育，他们自发集合，到政府主管部门奔走呼号，希望国家能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放宽二胎的生育，他们的经历和表情都让我心碎，我查了下数据，中国的失孤家庭达数百万之巨，而这个数字每年还在激增，换句话说，每年都有数十万像阿伟父母这样的老人遭遇失孤之痛而家庭破碎，我只能默默为他们祈福。
(抗议计划生育人群)
直到三年后的2015年，国家终于宣布废止施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放宽二胎的生育，我想这对于阿伟父母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对于卫生部门口常年聚焦的那群举横幅的人来说无疑是沙漠旅途中频临渴死前的一片绿洲，我开始由衷为他们高兴。
因为老六，我加入了一家失独者的公益组织，日常和这些失独者聊聊天，通个电话，一起参加些交流分享的线下活动，交流可以缓解他们的痛苦，一天，我收到了失独者老王的一封邮件。
他说，黄老师，我和爱人都快六十了，都是您的粉丝，如今都快退休了，只有一个80后的女儿，前年因为得癌症去世了，孩子也没有结婚没留下后代，家里三代单传，眼看就要绝后，以前不敢想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可是我爱人已经这个年龄了，已没了正常的生理周期，早已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我们想收养一个孩子，多方努力都失败了，很多失独者都选择了第三方助孕，但又担心违法，担心上当受骗，您能帮我们拿个主意吗?
王很老实，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如果说当年那位老兄的请托荒诞不经的话，那么老王为代表的的失独者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个极为严肃的大事，我开始拿出调查记者的劲头，开始调查“第三方助孕”。
(黄玉浩参加公益活动)
什么是第三方助孕?百度百科解释，指将受精卵子植入第三方合法助孕妈妈的子宫，由代母完成十月怀胎的分娩，外文名surrogate，国外的惯例，提供向需求方提供精子、卵子或子宫以帮助其孕育子女均称为第三方合法助孕。
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第三方助孕技术，违反机构将给与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给与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关于第三方助孕的法律，严格来说这是行业部门的行政法规，并不具备刑法、民法这样的大众法的规范效力，对于公民来说，可以明确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第三方助孕并不违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提供第三方合法助孕技术服务。
百度搜索第三方助孕，充斥的则是“黑心”、“地下第三方助孕”、“诈骗”、“假医生”字眼，新闻多是曝光、骗局、地下实验室、健康隐患和大量的纠纷和诉讼，夹杂其间的则是各色各样的中介机构堂而皇之的广告，“包成功”、“包男女”、“先手术后交钱不成功退款”、“美女大学生捐卵”，难怪老王不知何去何从。
2015年6月，我在犹豫要不要给老王一个建议，因为尽管我知道不违法，但面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百度，我还真不知该替他选择哪家中介来帮他圆梦，就在当年，21岁的西安电子科技大的大三学生魏则西在患了肌肉滑膜瘤之后，百度搜索发现了武警二院生物免疫治疗方法，在花了全家二十多万的积蓄治疗无果后去世，魏则西事件将长期依赖百度有偿导流的莆田系为代表的黑心医院推上了风口浪尖，百度就此裁撤了健康事业部，莆田系在中央领导批示下强行退出所有承包运营的公立医院，而我调查发现，中国的辅助生殖和第三方助孕行业更是像极了当时北京的雾霾，烟雾缭绕遮天蔽日，我能搞定贪官、骗局、和冤假错案，但我无法给老王一个正确的选择。
当年9月，我正式辞去供职的SMG互联网视频部的品牌总监一职，响应国家双创号召，与“中国医疗资本运营第一人”、“伽马刀之父”山东万杰医院前总院长、世界顶级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制造商大基康明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启银联手成立北京健康盒子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全球优质医养直达平台(当时定位)的环球医城。
(黄玉浩与董事长孙启银)
环球医城上线时，我拍了一个宣言式的宣传视频，标题叫“为了让魏则西悲剧不再上演，揭黑记者杠上了全球医养”，我宣称要根本上解决医疗服务领域常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虚假宣传盛行，黑心中介层层加价靠坑蒙拐骗拉人头来获客，因无法触达而无法挑选购买全球最优质的医养服务。
失独者老王问我，环球医城能否解决第三方合法助孕行业的服务痼疾，让第三方助孕真正做到合法合规。我回答，我尽力，我想如果对于一个有着十多年揭黑调查记者的经历、又从事医疗服务这个行业的人都无法给出正确的服务选择，那么只能说明，这个行业水太深，光线太暗!
西方传播学曾将新闻记者比作航海时代指引方向的瞭望塔，那么，我希望环球医城能成为混沌时代的一束灯光，穿透灰暗，给迷茫者带来希望!
